本文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2月15日 第 11 版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未曾中断。这一文明延续性的奥秘，深藏于其独特的文字系统之中。长期以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塑造了人们对中国文字起源的认知。然而，近年来，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以及更早的陶寺遗址的文字遗存，揭示了一条更为悠久的文字发展脉络。

在甲骨文之前，中国书写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

中国文字的起源并非始于殷墟甲骨文，这一观点已被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前期，一条清晰的文字发展链条已然浮现。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以毛笔蘸朱砂挥就，被学者释读为“文邑”或“文尧”，其结构摆脱了单纯摹形，开始抽象表意，书写方式与商代朱书文字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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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以毛笔蘸朱砂挥就，被学者释读为“文邑”或“文尧”。

这些文字的一笔一画，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思维符号化的关键蜕变，由此，中华文明步入以文字承载思想的灿烂时代。陶寺遗址文字的发现，将中华文字体系的出现追溯至4100年前的龙山时代，改写了关于汉字起源的既有认知。

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则为我们提供了连接史前与商代文字的关键环节。

△ 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朱书文字。

近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两个字，一个是“天”字，另一个不易辨识。而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中的陶缸、陶尊等祭祀礼器上发现了更多的朱书文字，其内容可分为数目字、象形文字或徽记以及祭祀短语三大类。这表明早商文字已脱离原始状态，呈现出规范化与系统性。

晚商时期，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书写文字更多。近年来，考古人员连续多次在殷墟墓葬中发现了成批书写在玉戈、玉柄形器及玉璋上的朱书、墨书文字。玉璋上的朱书文字均写于正面，书写方向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多数为两行。朱书字体凝重，笔画雄浑，一些字形同金文的特征接近。

这些朱书文字不仅可与甲骨文、金文相互印证，更显示出商代文字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功能上的多样性与内容上的系统性，凸显了书写文字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适用性与整合力。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先在陶制内范上刻写反书文字，浇铸后铭文凸起。

目前，郑州商城也发现了铸有铭文的商代前期文物，如白家庄墓葬出土青铜尊的颈部刻有3个等距离的龟形图像。郑州杨庄、河南中牟县大庄遗址发现的早商青铜器也都有铭文。青铜器铭文在商代晚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有铭铜器共5700余件，其中单字铭文最多，最长铭文达38字。这一阶段的铜器铭文与商代前期铭文在形体特征、铸造部位及意涵功能上基本一致，特别是族徽均保留了下来，铭文数量更丰富、内容更多。商代晚期，一套独具特色的、以青铜礼器为核心载体的书写传统已趋于稳固，并为后续西周金文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古学家发现部分甲骨文是先书写后刻，刀刻过后的笔迹还在。有朱书和墨书两种，甲骨中还发现有一些朱书未刻或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

1936年，中国考古学者对殷墟进行第13次发掘时，就有书写卜辞的发现；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上也发现了朱书文字。

殷墟多数甲骨文没有发现书写痕迹，学者认为是直接刻出的，表现出刻者娴熟的刀工。

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最早发现于郑州商城。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1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另一件残骨器，上刻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间有一个“ㄓ”字。这些商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骨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甲骨卜辞，也为商后期甲骨文字找到了源流。

从陶寺到郑州商城，再至小双桥与殷墟，书写文字、甲骨文以及铭文的发现，这一清晰的年代序列强有力地证明：在甲骨文之前，中国的书写文字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

平凡的竹简木牍，承载着不断流的汉字与不间断的史册

纵观文字起源，早期书写痕迹广泛见于甲骨、陶器、玉器等多种载体。然而，这些载体或因功能特定，或因材质所限，均未能成为文字普及与传承的主流。唯有简册，以其普遍性、便捷性与系统性，从夏、商至周，一脉相承地奠定了中华文字书写与历史记述的主要载体。

甲骨文本质上是王室与神灵沟通的占卜档案，内容高度集中于祭祀、战争、天象等特定领域，几乎不涉及日常政令、经济律法或社会生活记录，其书写、使用与解读都局限在特权阶层内，缺乏广泛的社会传播基础。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文字学家冯时所言：“文字在早期社会中是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用以沟通人神意旨的工具。”同样，书写于祭祀陶器上的朱书文字，其内容多为族徽、祭名与祀辞，并借助朱砂这一媒介，强化了文字“通神”的属性。

与这些特定载体相比，简册则成为主流传播载体。首先，从载体多样性看，竹木资源远较龟甲、玉石易得，为大规模、常态化书写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从操作便捷性看，简册可编连成卷，书写面积远大于单片甲骨或陶器，能够容纳更复杂、更长篇的内容，且易于收纳、携带与传阅。最后，从社会传播潜力看，当文字转向记言记事，简册便成为承载政令、法典、史册、文诰的理想载体，从而具备了推动知识下移的可能。这一点已经被楚都纪南城M1093出土的大量竹简证实。

尽管夏代的竹简实物因材质易腐而未能留存，但多重证据链证明夏代已存在简册书写系统。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夏代的世系与重大史事，其材料来源据其自述为《世本》等先秦典籍。而《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确证，这极大地增强了司马迁所见上古文献的可靠性。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法而出奔于商。”可见至迟在夏末已设有管理典册图法的史官，而夏之典册为商所继承。

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了自夏代以来的历史事件与年代体系。若夏代尚无文字与简册记录，如此系统、连贯的纪年传承便成无源之水。该书的发现，直接证明直至战国时期，史官们仍能接触并参考夏、商时期的原始文字材料，而这些跨越数百年被传抄、引用的材料，最可能的形态就是当时各国史官世代守护的简册档案。《尚书·多士》中周公告诫殷商遗民时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李学勤等学者指出，商周时期的史官官职名为“作册”，其职责正是书写与掌管典册。这一官职名称本身，就是简册制度存在的活化石。

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至迟在夏代晚期，随着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管理需求，一套以史官为核心、以简册为主要载体的文书记录系统已经初步建立。这套系统在商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成熟的“典册”制度，并为此后周代所继承和光大。

因此，甲骨文、朱书文字等，是中华文字在特定场合、服务于特定功能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简册上的文字，才是承载历史记忆、颁布国家政令、记录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它使得知识的纵向积累和横向传播成为可能，为《尚书》《诗经》《春秋》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一根根看似平凡的竹简木牍，从夏商周三代一路绵延而下，承载着不断流的汉字与不间断的史册，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向心力。

汉字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书写传统的悠久历史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的文明体系，与汉字这一独特文化载体的连续性密不可分。从陶寺遗址的朱书陶文，到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再到殷墟甲骨、玉器上的朱书遗存，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辨的文字传承轨迹。

考古学证据表明，至迟在商代前期，汉字已实现了“有册有典”的成熟文字系统。重新审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我们有必要突破传统上以甲骨文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更多目光投向那些早期文字遗存。确认书写在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对中华文明延续性内在机理的深刻揭示。

商代青铜器陶范以及甲骨文中的朱书、墨书遗迹，因其“先书后刻”的制作工艺，为我们研究商代书法的审美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对这些书写痕迹与刻辞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已经掌握了相当成熟的书法技艺。这些3000多年前先民的手书真迹，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物质见证。

汉字不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而这一标识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书写传统的悠久历史！

（作者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发布于：北京市